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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译注》作者：张永祥

前言

《国语》是记录中国先秦历史的一部重要文化典籍。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西周穆王（公元前976—前922年在位）西征犬戎，下至东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伯灭亡，前后约五百年的时间跨度。全书共二十一卷，以“国”为单位，分别记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不同时段的历史，以其早出，故学界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语”是从“言”发展而来的一种历史记录方式。《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亦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见“言”以记录天子、诸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言论为主，而《尚书》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国家宪法性质的政治历史文件汇编。等而下之，天子、诸侯那些非正式的重要谈话、上层贵族具有重要价值或深刻教育意义的言论，也以“语”或“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据《国语·楚语》上篇记载，申叔时在论及如何教导太子时说：“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亦云：“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现《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故《国语》者，记录各国“嘉言善语”以见“邦国成败”所由来之谓也。其中的教育和鉴戒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国语》的作者，古今学者看法不一。司马迁认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太史公自序》）如果说司马迁的说法还有含糊其辞的地方的话，班固则明确指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汉书·艺文志》）不仅如此，汉人还把《国语》与《左传》联系起来，认为两书风格虽异，但都是左丘明为传述《春秋》而作，故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但是，汉人的这种说法受到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学者的质疑，晋代傅玄，隋代刘炫，唐代陆淳，宋代叶梦得、朱熹、郑樵，清代尤侗、崔述、刘逢禄、皮锡瑞、康有为等学者，皆不认可这种观点，并从各种角度考证并试图修正这种说法。学术的发展是一个踵事增华的过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现代学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国语》与其说是一部史书，毋宁说是一部史料汇编，而编者也不是或者说最后不是左丘明。

与《左传》相比，《国语》在历史的连续性、思想的统一性、体例的完备性和文风的一致性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国语》的二百余则材料分国排列，每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但材料与材料之间不仅有明显的时间间隔，而且缺乏必然的因果联系。其次，在思想的统一性方面，不同于《左传》一以贯之的儒家价值取向，《国语》一书的思想倾向显得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有儒家的道德观念，也有道家、兵家、法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的痕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更像是“百家”混沦未分前的原生学术状态，思想和价值取向虽然驳杂，但这种原生态的史料更具学术研究价值，因而也更显得弥足珍贵。再次，体例的完备性方面，《国语》既没有《春秋》那样严格而自觉的评价标准和道德使命感，也没有《左传》那样整齐划一的编年史体例，只是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把各国史料集中在一起；在历史连续性和思想统一性缺位的情况下，体例的完备性自然无从谈起。最后，正如前辈学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国语》的内部文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横向的国与国之间，还表现在纵向的材料产生的时间上。一般而言，周、晋、郑、楚四国的材料来源较早，文风比较一致；鲁、齐、吴、越四国的材料相对较晚，文风颇为不同。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看法：《国语》中的史料处于未经提炼和加工的原生状态。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国语》的编辑成书当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经过不同时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最终成型。至于历史上盛传《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说法，我们认为也绝非空穴来风，只是缺乏必要的辨析。如果把左丘明看作第一个注意收集整理各国“事语”，并把这些材料编辑成书的人，再经过后来学者的不断增益，才最终形成《国语》一书，则为近真矣。

《国语》的内容以收录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精英的精辟言论为主，通过这些人物言论，我们不仅能够对当时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还可以从中窥测西周中期到春秋末期五百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发展动向。这些社会精英们的言论有的以分析军国大事、鞭辟入里见长，有的以对历史走向的精准预测著称，有的是在某种具体社会问题上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深刻见解，有的则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备受世人称赏，有的是以慧眼识人和知人善任而广受赞誉，还有些则是以惨痛的历史经验和个人教训警醒世人。这些凝聚着历史智慧的言论不仅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之外，《国语》的文采也相当出色，就连唐代文章大家柳宗元都为其“深闳杰异”（《非国语》）的艺术成就惊叹不已。但是，《国语》毕竟出自不同时代、不同诸侯国的众多史官之手，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国语》的艺术成就显得参差不齐，缺乏《左传》那种由精心的谋篇布局和统一的文章风格形成的大手笔。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你就会发现，读《国语》如入玉山寻矿，奇石美玉，层见叠出，却又神采各异。如果说《左传》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雄深雅健的美学形态的话，《国语》呈现出的是一种姿态横生的原生态美感，虽说少了几许《左传》那种精雕细琢的温润，却因此而平添了几分未经雕琢的质朴。也正是因为这种与《左传》相辅相成的美学特征和史学价值，才奠定了《国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仅次于“十三经”的准经典地位。

鉴于《国语》的“出身”和自身价值，为之作注者不乏其人，如东汉的郑众、贾逵，三国的王肃、虞翻、唐固等人，都曾注过《国语》，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韦昭的《国语解》，其中保存了不少古训，是阅读《国语》的必读书目。韦注本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个是公序本，一个是明道本，两者皆为宋本。后世学者研究《国语》较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者刘台拱的《国语校补》，汪中的《国语校文》，陈瑑的《国语翼解》，董增龄的《国语正义》等；民国学者吴曾祺的《国语韦解补正》，沈镕的《国语详注》，徐元诰的《国语集解》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不少学者为《国语》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辛勤的努力，译者本人也从中受益良多。

本书文字上主要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国语》校点本为底本，标点上则参照中华书局2002年版《国语集解》（修订本），疑难处往往爬梳剔抉，多方求证并择善而从，意有未安处则以己意断之。限于整体规模，本书为《国语》的节译本，在材料的选择取舍上颇费一番踌躇。总体而言，本书取舍的指导原则是史料的历史连贯性、思想性、文学性和教育性，兼顾各国史料之间的整体平衡。小子后学，躬逢其会，思疏漏之难免，常忧惧以惶恐。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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