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凡的个体传记》以其独特之处脱颖而出，描绘了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的命运巨变，共同奏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壮旋律。傅斯年先生，一位由北大精心培育的学者，对母校怀抱着一份独特的情感。在1945年的那个时刻，他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中共同回忆起北大的往事。这段被历史尘埃所掩埋的珍贵记忆，即便时至今日，仍让人心生无尽的感慨。
傅斯年
乱世策士梦
1945年，正值国共两党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点，第三势力——抗战后期应运而生的中国民主同盟，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本同盟的成员多为散布于社会各界之中的儒者与谋士，其中首领诸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人。他们怀揣着通过巧舌如簧的辩才，运用灵活多变的游说技巧，以期达成国家间的和平愿景。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诚挚地表达了对访问延安的期望，并热切期望能继续进行商谈，以期抗战胜利的早日实现。
在此次重组的访问团中，成员共计六位，其中黄、章、左、冷四位均系民主同盟成员或与其保持紧密联系；褚辅成则为资深国民党党员，以其诚实谦逊的读书人形象而闻名；而傅斯年则身为无党派人士，在学术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而易见，褚与傅之所以投身此团队，实乃得益于黄炎培等人的力荐与积极争取。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现一种多党派、多团体共同参与的民主风貌与氛围。
罗家伦曾在私下里，以略带讽刺的口吻对傅斯年提出忠告：“切莫如同蟋蟀般，一经引诱便振翅高飞。”其意在于告诫傅斯年不应随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盲目跟风，须知世事并非仅凭黄炎培、章伯钧等少数策士之力便能轻易操控。然而，当时仍抱有侥幸心理和幻想的傅斯年并未听从友人的劝诫，反而急忙跟随黄炎培等人匆匆登机，踏上了追逐梦想的旅程。
此刻，正值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该来电并未得到重视。直至6月1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复电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嘱其转告七位参议员，热切邀请他们莅临延安共话。电文中还表示：“预料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或许不会坚持他们前来，若他们仍愿来此，即便没有具体议程，仅仅是参观，亦应予以欢迎。同时，亦望你能陪同他们一同前来。”
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亲手将电文交予黄炎培。黄炎培览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随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智者商议，拟定出三条联合对抗的策略。黄炎培满怀憧憬，准备将电文呈交蒋介石审批，却不幸遭遇了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一棒，令其意兴阑珊。
在黄炎培的坚持之下，七位参政员于27日傍晚时分，鼓足勇气与蒋介石会面，亲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辛苦了，辛苦了！”随后，他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轻哼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让他们去折腾吧！”话音刚落，嘴角勾起一抹带有嘲讽意味的冷笑。
左舜生浅薄，毛泽东不喜。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六位要员，乘坐专机抵达了延安。王云五因病发烧未出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亲自莅临机场，热情迎接。
7月2日的午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在延安的杨家岭热情接待了六位参政员。夜幕降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以示对客人的尊敬与款待。在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其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六位参政员的心境各异。其中，左舜生与傅斯年的心情尤为复杂，显得格外微妙。
舜生者，湖南长沙人也，与毛泽东同庚。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
7月3日清晨，在与毛泽东的个别谈话中，他略显不合时宜地表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不止一个，但军队却不应由每个政党所控制。否则，难免引发内乱，国家将无法保持安宁。”
“我青年党主张采取议会途径，坚决不组建武装力量，致力于成为国家的真实参政党，对国民政府绝无任何威胁。”
毛泽东话音刚落，便忍不住询问：“你是说，我们也要向你们的青年党学习吗？”
舜生回应道：“无需提及学习之事，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做法是恰当的。”
“怎么行？”毛泽东反问道。
“和平参与政治，既无对政府的任何威胁，亦有助于增进各党派间的团结与合作。”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左舜生话语中的深意，他沉静地回应道：“我同样赞同一个国家只需拥有一支军队，然而关键在于这支军队由何人掌握，服务于何方。必须认识到，一个缺乏武装的政党是毫无力量的。那些被蒋介石视为匪徒和乱党的势力，若是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立足于世，更遑论拥有话语权和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老庚啊——”同年出生者俗称你这青年党的“军事爷”，竟然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了！”
年届五十二岁的左舜生遭遇了一次婉拒，却仍旧不知进退，紧接着又施展纠缠之技，抛出了一个让毛泽东感到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渴望与长久以来深藏于心底的梦中情人——毛泽东的新任伴侣、曾红极一时的上海影星蓝苹——一晤。
毛立刻沉下脸色，以“我不认识蓝苹”为由，继而以“她生病了”为借口加以拒绝，此后便再也不愿理会这位既无聊又蹩脚且浅薄的策士之流。
左舜生的处世态度以及他那不顾人情的轻率行为，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即便是与他同行的傅斯年，也对他的这种态度表示出了深深的轻蔑。
早在1937年10月11日，胡适在抵达美国不久后给傅致刚的信中，谈及国内状况时便曾提及：“所谓的参议会又新增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如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人。罗钧任毫无远见，令人大失所望。此人兼具官僚与酒徒的双重特性，由于他沉溺于酒，偶尔看似勇敢，却绝不应被冠以‘忠节’之名。此议会中常常出现荒谬至极之事，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夷）我所提出的建议，往往不径而走，常令我心生惋惜，仿佛我成了这个会议的“清凉剂”！实乃令人扼腕叹息。众多人士争相角逐参议官之位，或有所成，或徒劳无功。（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如此，我将离开。
窑洞忆北大旧事
1918年盛夏，毛泽东自湖南的乡村踏入了北大校园。在这段时光里，他结识了名噪一时的胡适先生，以及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
多年之后，在延安那座由黄土凝结而成的朴素窑洞中，毛在静谧的夜色中，伴随着昏黄的灯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顾了那段令他铭心刻骨的过往。
在北平的岁月里，我的生活颇为艰辛。我栖身于一个名叫三眼井的陋巷，与七位同住者共处一室，空间逼仄，我们只能挤在炕上，连喘息的余地都显得局促。每当我翻身，都得提前向身边的人发出警示。
对我而言，北平的代价似乎过于高昂；抵达此地后，我不得不立即着手寻找工作。杨昌济，这位曾在我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的老师，此时已成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向他寻求帮助，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他便将我引荐给了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这位李大钊不久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不幸在张作霖的枪下丧生。李大钊为我安排了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每月支付的薪资虽不算丰厚，却也颇为可观——8元。
又说:
我的境遇如此凄凉，以至于无人愿意与我亲近。我的职责仅限于在图书馆登记阅读报纸的访客名单，然而，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将我视作一个平等的人类。在这群阅读者中，我记下了众多新文化运动杰出领袖的名字，诸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令我尤为着迷。我曾计划与他们探讨政治与文化等议题，然而他们皆忙碌不堪，无暇倾听一名图书馆助理用南方口音谈论这些话题。
这段回忆不仅让毛泽东心中涌起悲伤之情，也让无数后世的读者深感酸楚。透过这段不愉快的往事，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在北大盛名一时的傅斯年，的确有着“目空一切”的傲气。与当时众人无异，傅斯年未曾料想，毛日后竟会成为一位更为显赫、霸气且豪迈的伟人，更不曾想到，若干年后，在延安相遇竟成为了一段意外的插曲。
若傅氏具备先知之明，凭借其智慧和丰富的阅历，理应“留出时间”来细心倾听这位图书馆助理员的一番“南方乡音”。然而，当时身处声望不高的毛泽东，对于傅斯年等人的激进态度，由起初的敬仰逐渐转变为失望。
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所述，毛泽东曾在北大致信友人，表达了自己被孟真先生及罗家伦等人士所蒙骗的感受。他直言，这些人并未如他在长沙时所听闻那般卓越。由此可见，随着毛泽东胸怀壮志和对世事洞察力的不断提升，他已不再将傅斯年、罗家伦等辈视为眼中钉。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刊发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就中国政治的走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国民党已陷入严重的腐化与堕落，导致民怨沸腾，国势岌岌可危。尽管如此，国内尚无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取而代之。傅斯年以比喻的方式阐述道，这恰似明朝覆灭之际，南京与北京的朱姓统治者皆非明智之选。
傅斯年不禁感到汗颜，短短十几年光景，竟已风云变幻，人事全非。傅斯年终究是傅斯年，即便此刻与他同席之人政治气度已大不相同，他依旧坚守着独立的人格。他的神态举止既不卑躬屈膝，亦不失风度，只是言谈间的语气相较往昔，显得更为洞悉时势。
得益于与北大的这段渊源，毛泽东特意抽出宝贵的一个夜晚，与傅斯年进行深入交谈。在这段对话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细节之一，便是毛泽东未曾忘却那段在北大时期所交织的复杂情感。谈及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的耀眼表现，以及他对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的卓越贡献，毛先生时，傅斯年巧妙且不失风度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而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与左舜生的迷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听闻这番既得体又保全双方颜面的话语，心中不禁感到舒畅。
毛泽东与傅斯年在延安的对话，成为了探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杰出人物交往史上的关键篇章。《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致傅斯年的一封简短的书信以及他所题写的条幅，此外还有一封致王世英的便条。信中言简意赅。
孟真先生:
应您所托，我已挥毫写下数字，然其形貌不尽人意，姑且作为纪念。今日听闻陈胜、吴广的故事，自觉言辞过于谦逊，因此借唐代诗人之句，以增其广。
毛的条幅写道：
竹简与帛书烟尘散尽，昔日帝业化作虚无；关山河流空自封锁，祖龙的故居已难寻觅。炉中灰烬尚未燃尽，山东之地已然动荡；刘项二人，原来竟不曾潜心读书。
傅、毛延安之间的相聚，最为动人的故事，皆由这几幅墨宝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夜谈，未成友。
访问团于延安停留了为期四日。在这期间，六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多次会面。黄炎培在交流中分享了对于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见解，并探讨了关于个人、家庭、地方乃至国家兴衰的“兴亡周期率”这一话题，这一观点深得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表示，中共有能力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以打破这一周期律的束缚。
黄炎培在延安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的清晨，伴随着早餐的余香，访问团成员们急促地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途。在这别离的时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也亲自莅临机场，为访问团成员们送行。在最后的告别时刻，毛泽东特别嘱咐六位参政员抵达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表达谢意。他感慨地说：“诸位的光临延安，让我们得以听闻许多平日难得听闻的言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增进了许多了解。同时，我也祝愿蒋委员长身体健康。”此外，毛泽东还委托傅斯年向胡适先生传达他的问候之情——尽管胡适先生当年与傅斯年一样，并未将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六位参政员历经风尘仆仆的归途，抵达重庆后，不仅向国民参政会及蒋委员长呈递了《会谈纪录》，而且各自依据亲身体验与听闻，撰写了相关报章文章或发表了个人谈话。此次访问团的领队黄炎培，在激动的心情驱使下，连续多日夜以继日地辛勤笔耕，终于匆忙完成了《延安归来》一书的撰写并付梓。书中对延安的百姓与事迹赞不绝口，文中提及：“在延安的那几日，处处可见秩序井然，这得益于事事都有组织，人人接受过训练。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共的政治作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转向其他方向，而是转向了平凡。”最终，他对自己在延安的行程作出了“犹如沐浴在和煦春风之中”的评价。
相较黄炎培而言，左舜生的笔触间不时流露出对心中那抹难以忘怀的梦中倩影——蓝苹的深情。左氏曾述：“在那七月五日离别延安的时辰，毛氏携带着他们一位年仅七八岁的娇女一同离去。”（即李讷，时5岁）伴随我们的送行，那双明媚生动的眼眸，似乎在战前与我所见的蓝苹有着几分相似，然而蓝苹本人却并未现身。‘曲终人散，江水依旧，峰峦静默’，直至我们的飞机腾空而起，那未能一见的遗憾仍萦绕于心。”
与黄、左两位大不相同，傅斯年的延安之旅，留下了他独到的感受。鉴于他与毛泽东曾有过旧日的相识，两人得以进行了一番深夜长谈。尽管话题无所不谈，从天文到地理，却并未因此促成他们之间的友谊。
由于政治观念的分歧，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与梁漱溟后与毛泽东的关系颇为相似。他们各自性格和政治立场各异，这也成为了傅斯年无法对毛泽东产生崇拜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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